四、与第一代农民工区别

　　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在本报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民工招聘会”上，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

　　“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用更为“学术”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描述：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虽然我来自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生活质量没有要求。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交友，需要上网来了解全国各地的信息。”王玉明今年23岁，初中毕业，一家招工单位对他有意向，但因为单位地处偏僻，上网、外出都不方便，他一口回绝。

　　“我有技术，不愁工作，我要进大企业工作。我原来那家单位管吃管住，但早晨馒头、咸菜加白开水;中午一年到头都是炒白菜，这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这是一个第二代农民工对找工作一直持观望态度。

　　许多用工单位很需要这些人，但也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忧。“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工厂有点不高兴，什么也不想，马上走人。”一家企业招工负责人曾说，用人单位有一部分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

　　五、歧视与城市融入

　　“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其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

　　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着社会业已存在的不公。

　　六、心态问题

　　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

　　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

　　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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