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讳问题

　　在对外报道中，翻译人员由于对外国人的心理、风俗习惯较为熟悉，还可以在工作中协助作者和编辑把好一些忌讳关。这里除政治忌讳外，也包括其他一些忌讳，如宗教忌讳、风俗忌讳等。如果在我们的阿拉伯文书刊中大谈养猪经验或刊登猪肉配菜的食谱，伊斯兰读者定会感到不自在或抗议。同样，如果我们在接待来自君主政体家的政要时大谈反封建王权政治等恐怕也是不合适的。过去我们的书稿中曾有父亲擅自看女儿的日记或母亲随便拆看儿子信件的描述，似乎是自然的事情，但外国专家改稿时往往把它提到"查别人的隐私"的角度加以删改。《跟随毛主席长征》一文讲道，该书的作者、原毛主席的警卫陈昌奉在离开毛主席身边几年后，因为要离开延安上前线了，便带妻子向毛主席辞行。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见到陈的妻子，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和叙述：毛主席问陈妻："你们俩感情好不好？"陈妻答："好。"主席听了感到非常高兴。作者本来是想通过这事表现主席的亲切关怀。但是这段叙述如果直译出来，在西方读者看来起码是可笑的。如果你真的这么问你的美国或英国朋友，那会被认为很不礼貌。但英译文在外围专家那里被淡化处理了，改为：Then Chairman Mao talked with my wife. He was pleased to know that we had a happy home life. （毛主席在跟我的妻子谈话时，听说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幸福，感到非常高兴。）经过这样的加工，原文的精神被保留了下来，而没有犯读者对象的忌讳。

　　背景知识，行话，套话

　　一个好的翻译应该在脑子里牢固树立处处为外国读者着想的观念。例如一个为国内读者熟悉的事件、地名、人名或词汇，对于外国读者就未必如此。这样，在翻泽中增加一些背景知识、注释和解释性的说明或加上为对象国读者所熟悉的东西就成为必需要做的工作了。例如在"鲁迅"前或后加上"中国现代伟大作家",在"五四运动"前或后加上"1919年爆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或后加上"1 898年的变法运动的领导人",在"卢沟桥"后用括号注上"西方人通称的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在"理学"后用括号注上"西方人又称新孔学"（Neo-Confucian School），在"义和团"后用括号注上"西方人所谓的拳民"（Boxers）等等。

　　前两年我们翻译了一本关于邓小平同志的画册，有一节文字谈到邓小平同志在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中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交锋，末了作者写道："至此，撒切尔夫人感到邓小平的确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这句话中加了引号的八个字是对小平同志的评价，但是这个评价是谁做出的，国人也不一定尽人皆知，更何况是外国人？译者对原文做了恰当的处理，再译回中文时，这段话变成："至此，撒切尔夫人感到邓小平确实如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当然，如果译文中能再加上毛主席是在何种场合说此话的，那就更能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了。

　　对于有些涉及某个地方的内容，当地人也许是耳熟能详，但外地人则不然，更不用说外国人了。例如，本人曾为外单位审读《中国城市概览》的英文译稿，其中关于赣州的一篇文章，在"历史文化"一节中提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有阳孝本、曾几、陈子敬、孔庆全等，传统文化艺术上有赣州八景、采茶戏、南北词等，旅游名胜有八景台、杨廷麟墓等。这短短的两三句话竟给读者带来了许多难解之醚。对此，翻译时宜在译文之中增加简明扼要的解释性文字，或者对原文加以简化。

　　可能是文风的关系吧，本来可以用简单明了的字眼，我们的一些报道偏偏喜欢使得文章缺乏文采，味同嚼蜡。有一篇报道幼儿园的文章在谈到某个原来体弱多病的孩子入托后由于生活既有规律又丰富多彩，"健康水平大有提高",而译者也不假思索地字对字照译，外国专家改稿时在旁边写下了"可笑！"的批语，且写上"为什么不用变得'红红胖胖'（rosy and fat）这种通俗顺口的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