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对象问题

　　对外报道，顾名思义，其对象是外国读者。既然是面向外国读者，无论是编辑还是翻译都应该非常明确内外有别，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上面谈到的许多问题其实也涉及到对外报道为谁服务的问题。例如，我们的英文书刊主要是针对一些发达国家的英语读者，同时也面向非发达国家中通晓英语的读者。这两类读者一般教育程度较高，对他们的理解力不能低估。过去《人民画报》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恐龙是"像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这一类的话，一位英国专家在改这篇文章的英译稿时，在旁边批到：childish（幼稚可笑！），因为这是常识性的问题。类似的例子几年来笔者仍然碰到很多。前几年：我看到我们外文出版社约来的一部名为《中国诸神的自由》的书稿里，里面的大话也不少。在"送子娘娘"一文中谈到人们为了要生儿子，都去求"送子娘娘",末了，作者还特意指出，"其实，生儿养女决不是祈求能得来的".这简直是把读者当成小学生了。最后，译者在译文中省略了这句话，说明译者具有对外宣传的意识。

　　调子问题，含蓄性和淡化处理

　　我国的对外宣传报刊都有各自面对的读者对象，因此不同的刊物采取不同的调子，如《北京周报》、《人民中国》日文版和《今日中国》等调子一般不同。但一般来说，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环境和外国读者接受程度，在对外报道中，不管是期刊还是图书，调子都不宜太高，高了会使外国读者接受不了，使得他们不敢看或者不愿看我们的东西。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各外文书刊曾多登了一些硬性文章，甚至连《中国文学》也居然刊登反美斗争的文章，以致引起了外国读者反感，使我们在国外的销售下降。那时，在我们的译稿上常可看到外国专家的旁批：please tone down!（淡化处理！）曾经有一篇稿子讲到。一个先进人物由于母亲给她买了一件毛衣，她也要"想到天下多少受苦人仍然衣不蔽体"而依然将毛衣压在箱底，说是："等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时才穿吧！"像这样的报道，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如何，确实是很难为外国读者接受的。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今天恐怕少有人会这样想或这样写的，援引此例无非是为了共勉。因为，即使在今天，在关于先进人物的报道中也还不乏调子过高的事例，好像先进人物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或没有"七情六欲"的人。碰到这一类问题时，一个好的翻泽应该在译文中淡化处理，或者采用含蓄的所述事例更加亲切感人。

　　《焦裕禄》是一部好电影，但它也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当北京在试映这部电影时，曾经邀请了一些外国人去看。散场后，有位记者请其中两三位谈观后感。其中一位说："焦是个好人，但他不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的意思大概是焦裕禄心中装的都是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没有他的家庭和妻子儿女，可敬而不可亲。"舔犊情深"人皆有之。在现实生活中，焦裕禄其实对他的妻子儿女是关心的，那么如果电影中能增加一点人情味的东西，那定会更加感人。例如，权延赤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所以深得国内读者的青睐，其主要是它突破了多年来国内写领袖传记的模式，通过许多富有人情味的轶事，从多个角度表现毛泽东这个伟大历史人物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外文出版社前几年已将该书译成英文，其英文书名为Mao Zedong-Man,Not God（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就颇有吸引力，我们的一位美国专家在读完该书稿的清样后认为，它的可读性很强，定能受到英美读者的欢迎。"人情味"在过去常常被冠以"资产阶级"的标签，作者在字里行间如果抒发一点个人感情往往会涉"小资产阶级情调"之嫌，因而对"人情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种思想所产生的后遗症今天仍依稀可见，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的有些报道乏味和可读性极差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