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所在的中国外文局的对外报道材料中，除一些是直接用外文撰写外，很大一部分是中文定稿。这些中文原稿有些是约请作者专为对外报道编写的，有些原来就是为国内读者撰写的。作为对外报道的翻译作品，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在翻译成外文前都需要经过不同程度的编辑加工。这是因为，对外报道的对象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所处的政治环境、民族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都和国内读者不同。所谓编辑加工，就是根据这些不同特点对稿件的内容进行适当处理，较小的如加注或加小标题，较大的如提供背景材料、增删或改动，等等。从根本上讲，这些工作首先是书稿作者的责任，其次才是编辑的责任，翻译人员只需要作一些小的技术性处理。但是，一个好的翻泽（本文中均指从事对外报道的翻译）在这方面也是大有可为，可以一展才华的。因为实践证明，作者和编辑很难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事实上有些问题往往在翻译过程中才会被发现。一个好的翻译应该有较强的对外报道意识，即通常所说的对外宣传观念。
我们的对外报道是通过外文的形式去实现的，译文的好坏直接影响我们的对外报道效果，所以翻译工作在对外报道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翻译的任务是：根据中文原稿，结合所使用的语言的特点，正确体现作者或编者的意图，确切地、充分地、尽可能完美地把中文原稿的内容用外文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他的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和精神，必须是流畅的外文，还必须译什么像什么（即所谓信、达、雅的准则）。由此可见，翻译不单纯是文字技术工作，而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再创造的工作。
下面，本人就从翻译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在对外报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互有联系的。
少发议论，让事实说话
我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英语里有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这一与中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说法，说明不同民族尽管有许多不同，但也有不少共同点。例如：历史书或者讲历史的文章应多谈史实，少说空话，少发议论，才能吸引读者。但近些年本人经手过的一些书稿和文章，对此却不大注意。其中，有一篇文章，在列举了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失陷后日军屠城的大量事实后，作者也不忘记发一些议论，诸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惊中外的极端残暴的兽行之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这篇文章是介绍南京这个城市的，重点不是其历史，只是一笔带过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往事，因此，这一段议论实在是多余。
笔者还曾为外单位审核过一本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习俗》的画册，其中这种例子俯首皆是。如在"彝族人民的插花节"这篇小文中提到："节日期间，彝族姑娘在门上和自己身上插花以示吉祥；给老人插在头发上表示健康长寿：给心上人头发上插花祝福白头偕老；在田边插花以示丰收；在羊角上插花以示六畜兴旺等。"
然后作者又补充了一句，"所有这些，都表现彝族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这就画蛇添足了。对这类例子，外国专家往往在旁批中写上AnticIimax（煞风景！）
所稍让事实说话，其另一意义就是要重事实，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饰、片面宣传或弄虚作假。我们当然反对在对外书刊中搞单纯的暴露揭短，但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光谈好的。过去，我们的不少外国读者对此颇有微辞。有一个读者不无挖苦地指出，我们的文章净是些goody- goody gumdrop（假冒的美味软糖）。
强加于人和让读者自己下结论
跟上述情况有关联的是，在我们的对外报道中，比较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强加于人。有些作者似乎总想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外国读者，惟恐不这样便达不到预期的宣传效果。他们在叙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或列举了大量事实后，往往要发表一通议论，俨然像个不苟言笑的教师对读者进行说教。这正违反了客观报道的原则，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拒读者于千里之外。我们虽然不能过高估计外国读者对我国的了解程度，但也不可低估他们的理解能力。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相信谈者自己的判断力，让他们从我们的客观报道中得出自己正确的结论。在这个方面，已故前外文局局长段连城同志在他离休后写的那篇引人人胜的南游百日记《阳光·阴影·希望》中谈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事例。他在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时，看了随县曾侯乙墓的展览。女解说员给观众讲解了这个墓主人曾侯乙死时约45岁，装在一具大棺椁中，另有中等椁木21具，内装殉葬女尸21人，年龄大的23岁，小的仅13岁。在文章中，段连城写道，在整个讲解过程中，讲解的姑娘"语言朴素自然。我原以为讲到21个姑娘殉葬时，定会像过去那样来一篇控诉剥削阶级的说教。她没有说。其实没说更有效，让观众自己动脑子吗！当时我就想到，殉葬的就是同她差不多年龄的俊秀女子，竟心酸起来".一个饱经旧社会的忧患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新闻工作者在听了这个客观的讲解后尚且黯然神伤，那么对于当今许许多多虽然涉世未深但勤于思考的青年来说，寓于其中的教育意义不就更深吗？可有些作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再如，在介绍我国的名胜古迹的书刊中，在谈到长城、故宫"引而不发"或"意在不言中",此之谓也。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对外报道中，我们提到故宫、莫高窟、大运河、大同石刻、承德避暑山庄等时，总不忘在字里行间提醒外国读者这些名胜古迹体现"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剥削阶级骄奢淫逸","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这类空泛的字句过去可谓比比皆是，可信手拈来。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好多了，但仍时有出现。我们说在对外报道中不可强加于人，其中一层意思亦即在此。强加于人往往会引起外国读者的反感，得到相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