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公立还是非公立医院问题是医疗服务市场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也是治理医疗服务市场的策略性问题，发展公立或非公立医院之间的选择会对未来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医疗机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公立医院是医疗市场的主体力量，公立医院的发展关系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虽然目前面临许多问题，但不能因此放慢公立医院的发展步伐[12]。另有学者提出，应大力促进非公立医院的发展，认为现在“看病贵”并非是市场竞争过度，而是市场竞争不足，所以要引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参与医疗市场竞争，提高效率，降低价格[13]。

　　既要改革公立医院，也要同步改革非公立医院，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如果没有一个规范的、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也就无法通过改制将公立医院推向市场。改革是手段，不是目的，形成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良性竞争关系，通过竞争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效率才是目的。应当通过制定医疗机构发展的产业政策，鼓励非公有制医疗机构进行集团化、规模化和连锁化经营，引导社会投资，弥补财政对医疗系统投入的不足，促进非公有制医疗机构发展，满足不同层次群体的医疗和健康需求，为国有医疗机构继续转制创造条件。

　　（七）关于医疗服务价格、药品价格管制是放还是收、是升还是降的问题

　　2007年底，新医改报告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透露要适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逐步消除以药养医。医和药是医改的关键，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管制具有“气球效应”，改革很复杂，难度也很大，不仅涉及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机构改革、药价管理和费用分担机制调整，也涉及医疗机构和整个药品产业的发展。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并不充分。主张“政府主导”的学者认为，医疗服务价格应能保证民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应由政府买单[2]。也有学者提出，降低药品价格要依靠对医院的合理补偿机制，其中政府放开医疗服务价格是可行方案[3]。考　试大网站整理笔者认为，医疗服务价格长期以来背离基础价值，从长期来看应该解决价格扭曲问题，否则医疗服务和护理的质量难以提高。但是目前首要的是把药价降下来，药价降下来以后，医疗服务价格才能适当上涨，医药价格结构调整才能进行。关于药品价格管制问题，笔者曾在药品价格政策研讨会上提出四点建议：“限高，保低，长短结合，良性竞争”。“限高”是要继续限制药价虚高；“保低”就是对临床必需的廉价药从生产、流通到使用，整个环节都要有所保护，定价过低的要上调；“长短结合”是短期依靠政府的价格管制控制药价，长期理顺整个药品的生产流通秩序，做到疏堵结合，长短结合；“良性竞争”是鼓励研发，通过调整产业政策促进医药企业的良性竞争，药价管制要有利于药品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八）关于医疗保险是“保大病”还是“保小病”的问题

　　理想的医疗保障制度应该既管大病又管小病，但在目前有限的卫生资源条件下，这一点做不到。因此选择重点保大病还是保小病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专家和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在上交国务院的9套医改方案中，北大、国研中心和卫生部等机构均支持“保小病”，即保“基本医疗”，他们认为，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由政府主导的保障只能优先解决常见病和多发病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尽可能创造条件，解决更多人的医疗服务需求。与之相对立，另有专家主张“保大病”，认为小病费用低，一般可自己承担，而大病的费用往往超出个人能力，需社会统筹，互助共济[14]。

　　选择保大病还是保小病关键在于医疗保障政策目标的设定。究竟医疗保障的目标是促进和维护健康，还是缓解贫富差距？如果是后者，则通过保大病就能有效解决；如果是前者，则保大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建议实行积极的疾病干预政策。“小病”和“大病”不能截然分开，更不能用费用高低来划分，干预“多发病和常见病”从健康角度和经济角度来看是最有效率的。因此，在社会保险领域应重新审视卫生医疗的干预政策，按照社会医学所证明的规律，既要干预“大病”，更要干预“小病”，这样才能提高健康水平[15]。

　　（九）关于社区卫生组织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的问题

　　社区卫生组织是基层卫生医疗服务的平台，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管理模式。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城镇社区卫生组织的指导意见，但如何发展仍在探索之中。有学者提出，要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推行家庭医生等上门服务方式，使社区卫生组织逐步成为“健康守门人”[16]。还有学者提出，社区康复以其经济、有效、方便的特点，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康复治疗方面的优越性[17]。

　　社区卫生组织的功能定位不应是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并重，而应以提供公共卫生为主，以提供管理型医疗为辅。应该全面推行家庭医生制度。通过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所有卫生成就排名靠前的国家，毫无例外都实行了家庭医生制度，这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借鉴。

　　（十）关于城乡一体化还是城乡二元化的问题

　　我国在卫生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至少管理机构是统一的；而在医疗保障领域，则是典型的城乡分割。目前学者集中讨论的关于城乡一体化还是城乡二元化的问题，主要是指城乡是否要统一管理医疗保障及如何建立统一制度的问题。

　　资深医院管理专家、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表示，医疗卫生费用不能分灶吃饭，而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体制，由中央财政统一管理；应该公平地满足每个公民的医疗卫生需要，克服和缩小地区差别[18]。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城乡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在短期内实现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19]。

　  提出用“二元、三梯、六维”的新视角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承认，现在总体来看存在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板块，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其次，应该看到，现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这种梯度发展的态势很明显；在东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乡已经融为一体；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依然显著，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依然比较落后。再次，在“二元三梯”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六维”，有东部的城市和农村，有中部的城市和农村，还有西部的城市和农村。据此，我们建议在东部可以实行城乡一体化，鼓励扶持东部有条件的地区将农村和城镇的居民统筹考虑；承认中西部地区城乡的差别，允许中西部城乡之间医保有所差别；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作出调整，最终实现医疗保障乃至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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