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自由市场体系的终结

　　关于自由市场体系的未来，美国现在有不同的声音，中国也有不同的声音。我的认识是，自由市场体系处于严重的危机中，但这不会是它的终结。1929年西方世界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危机比今天的严重得多，但那次危机没有终结自由市场制度，我相信这次危机也不会终结自由市场制度。世界各国政府会改善监管，但不会有人建议重回政府管制经济的时代，特别是不能重回计划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是异常清晰和毫无疑问的。
　　像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一样，这次危机不是单纯的市场失灵，而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交织。不能简单地认为，市场出了事就是市场失灵，就要政府干预，没有这么简单。政府若不犯错误，危机或许可以避免，起码也不会如此严重。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货币政策的错误。弗里德曼指出，1929年美国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流动性供应，反而紧缩了银根，导致银行大面积倒闭，正是银行倒闭将西方经济拖入长达10年的大萧条。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做的恰恰相反，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放出大量流动性，多余的流动性造成了房地产的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这是典型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败，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　

　　中国的实体经济将受到冲击

　　从目前披露的数据看，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是有限的。国内金融机构在次贷资产上的投资损失并不是很大，金融机构有能力消化这些损失，国际金融危机不至于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不会引起国内金融体系的动荡。

　　但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间接影响却是非常显著的，主要体现在外部需求的下降。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国际金融市场冻结，企业融资困难，房地产价格下调，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世界三大经济体几乎同时进入衰退。从数字上看，日本经济已经衰退，二季度日本经济萎缩了3%。三季度美国的经济也是负增长，欧洲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迅速下滑。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世界三大经济体可能都会发生衰退，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2007年，中国的出口占GDP的37%，贸易部门对GDP的贡献已经高达9%，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高比例。出口会立即受到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例如中国对美出口的实际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从2008年初开始下降，最近几个月几乎是零增长，明年很有可能是负增长。目前沿海地带——广东、江苏、浙江这些过去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火车头的省份——都出现了麻烦，大量的外向型中小企业关门倒闭，失业率上升。

　　比外部需求疲软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国内，国内的投资周期也进入了下行阶段。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迅速下滑，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回调。产能的过剩导致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有色金属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已经跌了一半，几个月前钢价还在上涨，而现在主要的钢厂都纷纷削价，库存积压，订单减少，下降速度之快超出我们以前的预料。上市公司三季度的盈利也迅速恶化，像电力行业、钢铁行业等几个行业，全年亏损已经成为定局。

　　转换模式比出台宏观政策更紧迫

　　为什么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因为过去几年间，我们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固定资产投资在各行各业造成了过剩产能，也就是实体经济的泡沫，这个泡沫在投资高增长的时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即投资的高增长本身为过剩产能提供了市场，使过剩产能看上去是有销路的。当投资稍稍下去一点的时候，这些过剩产能马上就冒了出来。过去的经验表明，过剩产能对银行资产质量不可避免地要有影响，或迟或早都会转变为银行的坏账。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外部需求、投资和消费，现在一架引擎——外部需求已经熄火，另一架引擎——国内投资正在减速，剩下唯一的引擎就是国内消费。但国内消费的情况也不太乐观，尤其是居民消费。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中，2007年只占GDP的35%。想通过刺激居民消费重新启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我们长期忽视国内消费，老百姓不花钱、不消费，用什么样的政策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成了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