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两参一改三结合：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上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7.8．依法办事：1956年董必武在中共八大就加强法制建设作了系统发言。他强调指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必须有法可依，二是有法必依。为此，必须适应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7.9．向科学进军：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强调我国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因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周恩来也说：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更加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发展科学，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大搞技术革命．并提出了分步骤、分阶段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差距，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思路。实践证明，这一思路是正确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7.10．“文化大革命”：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必须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7.11．反右派扩大化：1957年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实践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强划为右派分子，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妨碍了民主生活的扩大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在理论上，导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屡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影响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主要原因。
7.12．庐山会议反右倾：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彭德怀等人陈述他们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原因、经验教训的意见，是向党进攻。所以会上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思想上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且延续了更长时间，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失。
7.13．“一穷二白”：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个经济落后的穷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他多次用“一穷二白”比喻中国的国情，认为这既是缺点，是坏事，但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他同时认为，这种“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不可能在短期时间里根本改变。中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7.14．农业生产责任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克服生活上困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安徽、江苏、四川等地的农民纷纷自发地搞起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曾一度盛行。当时负责农业工作的邓子恢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群众的经验；阐明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许多问题：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生产资料方面，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生产队对生产组实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僻远山区也可以包工到组、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对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四川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上述道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讨论和实践，实际上成为1978年农村改革的先声。
8.1．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主要内容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极严格的纪律；必须始终坚持自己的领导权和国际主义原则，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8.2．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党的最高纲领制定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纲领。它规定着党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总任务和总政策，是体现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和实现党对工人阶级革命事业政治领导的重要基础。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党的政治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着不同的内容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主要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密切相联；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主要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联。
8.3．政策和策略：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重要地位。策略是实现战略任务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般是将政策和策略并提，它们都是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联、相互统一。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政策和策略是其“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因此，“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8.4．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保证党在组织上的一致。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实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
8.5．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全党规模的整风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这次整风运动的宗旨和方针。这次整风运动采用学习、对照、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既解决了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又着重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一关键。通过整风学习，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空前提高，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在此基础上，党的团结空前加强，党在民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从而为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党关于整风的一系列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8.6．党的三大优良作风：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首次对党的优良作风作了简明的概括。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优良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8.7．《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3月，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的过程。毛泽东对此著作非常重视。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白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他致信郭沫若，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8.8．糖衣裹着的炮弹：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但资产阶级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所以，全党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未来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任务更艰巨，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8.9．1950年下半年和1951年夏开展的整风和整党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执政条件下，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非常重视对党员进行党的优良作风的教育，特别是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化的教育。因此，1950年下半年和1951年夏到1954年春，党先后进行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整党运动。整风运动以克服党内，首先是克服党的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整党运动，以思想整顿为中心内容，着重对党员进行党纲和党章的教育，并结合1952年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和其他政治运动，使这一教育得到深化。通过整风、整党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纯洁了党的队伍。
8.10．1957年的整风运动：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根据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机关以及大专院校的党组织纷纷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和批评。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善党的领导，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密切党群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由于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发动“大跃进”，使1957年的整风运动延续到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结束。所以，这次整风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8.11．中共七届四中全会：1953年，党内发生了高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事件。为了解决这—事件，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1954年2月，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全会—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及根据刘少奇的报告精神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分析了影响党的团结的各种因素，并规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六项措施，及论述了党的团结的基础。坚持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反对任何危害党的团结与统一的言论行动的决定，是全党长期的任务。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对执政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8.12．中国革命三大法宝：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又说：“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这说明，党的自身建设与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关系极大，只有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正确地领导全部中国革命。
